繁荣安全难以两全-赣西抉择：炸死还是饿死
发布日期：2007-11-17 信息来源： 浏览量：2981
2002年1月6日，万载特大烟花爆炸中的亡魂尸骨未寒，三十里之外的上栗爆炸声再次响起，死亡再度光临赣西。
指责地方官僚，斥责不良厂商，抱怨无知亡者，所有的怨气都有自己的道理。然而，在种种狭义的社会原因的分析之外，我们是不是应该考量一下关乎经济的制度设计：当贫困威胁农民生存机会，现实利益的要求大于死亡恐惧的时候，农民会作出什么样的比较利益选择
？当乡镇财政无法支付乡村小学教师工资、学生失学的时候，镇长们对花炮工厂的增长带来的收益与可能的危险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当吃饭财政捉襟见肘政绩工程乏资无术的时候，县长们对伴随花炮经济而来的预算外收入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当农民、镇长、县长还有厂商的利益联盟客观形成的时候，江西花炮“斩监候”的决策还能不能落到实处？当“退出”引来安全和繁荣是否悖论之争的时候，笼罩在死亡阴影下的中国花炮业能否从浏阳经验中获得一些启示？
1赣西抉择：炸死还是饿死
400亩厂区满目疮痍，爆炸后燃烧的余烟早已从山坳中散去，两个衣着邋遢的人在废墟中寻找着他们眼中有价值的物什，一个中年农民担着五根在爆炸中几成木炭的朽木，等待表情呆滞的门卫替他打开那扇高高大大的厂门。2002年1月12日中午时分，站在万载攀达烟花制造有限公司厂房废墟的制高点上，一幅凋零的残景，沉默在死一样的寂静中。
麻木的达观
爆炸中受伤惨重的黄茅镇永安村，窝在攀达公司背后的山坳里。据称，12天前爆炸之后的村庄，笼罩在爆炸的烟尘中，整个上午如同黑夜。村庄挨近厂区的一面，几乎没有可以直立的房屋。一些村民在废墟中搭起彩色惹眼的帐篷，无异于地震之后的景象。
这里的人们比我们预想的乐观，除了爆炸中伤亡的家庭。永安村一自称姓张的村民比较平静，“做鞭炮，哪有不爆炸的？只是这次也太厉害了些。”
张的达观，我们在2002年1月7日上午发生花炮厂爆炸的上栗城区也见到过。至少2人死亡、20多人受伤的后果，在免于伤害者的脸上看不出恐惧。他们议论的一个话题是：万载爆炸，死者家属领到了3万多元的赔偿，不知道上栗会赔多少？向导说，他们担心会像2000年上栗“3·11”爆炸一样，一人只有1000元的安葬费。
“要奋斗就有牺牲”
万载县和上栗县，都是1927年秋收起义的革命老区，与毛泽东作出起义决定的浏阳市文家镇连在一起，被称为“红三角”。
作为中国花炮的故乡和最大的产地，当地人理解为经济意义上的“红三角”。当地官员在讲话中，常把花炮产业说成“红色经济”，以应对煤炭的“黑色经济”说。
红三角地带的烟花鞭炮爆炸连续两年震惊世界。但当地人要相对平静的多，颇有些处在“台风眼”的意味。
一位万载花炮商说，“要奋斗就要有牺牲。”
7天的采访，这样的话频频出现在“红三角”各个阶层人士的口中，成为“红三角”独特的发展观。
他们为这个发展观付出的生命代价是：每年伤亡数百人。
没有人敢说值得，但也没有多少人说不值得。上栗县的金山镇是个依靠花炮产业富起来的地方。
金山镇党委的张书记介绍：7万人的金山镇去年的财政税收是1200万元，其中花炮业占据了四分之三。过去的一年，他们没有拖欠过教师工资，也没有学生失学。这在贫困的江西是很少见的。
下埠镇是个依靠陶瓷富起来的地方，据该镇主管工业的副镇长说，陶瓷每年带来财政收入980万元。
金山镇张书记说，我们羡慕下埠，那样又无风险又有钱。但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不产瓷。我们只能做鞭炮。
被炸死的机会成本
爆炸带来的悲惨命运，并没有让农民们远离烟花鞭炮。
在距离东源乡不远的福田镇，一位81岁的老婆婆对我们说，她两岁多就开始插鞭炮引线，一直插到去年政府不让在家里加工才停止。她说她只看见有人做花炮赚钱的，没看见有人舍了命的，但她承认她听说过，老婆婆认为那叫“背时”。
万载县黄茅镇洪如村一彭姓村民说，把赣西人说成不怕死是“胡扯淡”。他的解释是：没办法。
33岁的彭一家4口，有田2亩，每年稻谷收1500公斤，农业税和“三提五统”要200多元，化肥农药要100多元，光靠种田，最多只能糊口。两个上小学的孩子一年学杂费800多元，如果不做鞭炮，孩子就读不了书。去花炮场打工，一般一年能挣到1000多元，家里的收支就能平衡。
彭说，“要真的知道炸死，谁还会做？毕竟饿死是不会的。我们做，是因为觉得炸死的可能性太小了。而不做，穷，是肯定的。”
东源乡一位派出所民警说他认识石岭村一张姓汉子，妻子和女儿在“3·11”事故中携手弃他而去，埋葬完亲人的第二天，他就到安源的一家小煤窑挖煤去了，因为他要还债。这位张姓农民将政府发放的安葬费、抚恤金都给了老丈人，他是借钱埋葬妻子和女儿的。
和挖煤比较：死于花炮的机会比死于煤窑小。
就在截稿之前，上栗方面又有噩耗传来：桐木乡的一间小煤窑发生瓦斯爆炸。消息称，在事故中有7人死亡，1人失踪。
指责地方官僚，斥责不良厂商，抱怨无知亡者，所有的怨气都有自己的道理。然而，在种种狭义的社会原因的分析之外，我们是不是应该考量一下关乎经济的制度设计：当贫困威胁农民生存机会，现实利益的要求大于死亡恐惧的时候，农民会作出什么样的比较利益选择
？当乡镇财政无法支付乡村小学教师工资、学生失学的时候，镇长们对花炮工厂的增长带来的收益与可能的危险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当吃饭财政捉襟见肘政绩工程乏资无术的时候，县长们对伴随花炮经济而来的预算外收入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当农民、镇长、县长还有厂商的利益联盟客观形成的时候，江西花炮“斩监候”的决策还能不能落到实处？当“退出”引来安全和繁荣是否悖论之争的时候，笼罩在死亡阴影下的中国花炮业能否从浏阳经验中获得一些启示？
1赣西抉择：炸死还是饿死
400亩厂区满目疮痍，爆炸后燃烧的余烟早已从山坳中散去，两个衣着邋遢的人在废墟中寻找着他们眼中有价值的物什，一个中年农民担着五根在爆炸中几成木炭的朽木，等待表情呆滞的门卫替他打开那扇高高大大的厂门。2002年1月12日中午时分，站在万载攀达烟花制造有限公司厂房废墟的制高点上，一幅凋零的残景，沉默在死一样的寂静中。
麻木的达观
爆炸中受伤惨重的黄茅镇永安村，窝在攀达公司背后的山坳里。据称，12天前爆炸之后的村庄，笼罩在爆炸的烟尘中，整个上午如同黑夜。村庄挨近厂区的一面，几乎没有可以直立的房屋。一些村民在废墟中搭起彩色惹眼的帐篷，无异于地震之后的景象。
这里的人们比我们预想的乐观，除了爆炸中伤亡的家庭。永安村一自称姓张的村民比较平静，“做鞭炮，哪有不爆炸的？只是这次也太厉害了些。”
张的达观，我们在2002年1月7日上午发生花炮厂爆炸的上栗城区也见到过。至少2人死亡、20多人受伤的后果，在免于伤害者的脸上看不出恐惧。他们议论的一个话题是：万载爆炸，死者家属领到了3万多元的赔偿，不知道上栗会赔多少？向导说，他们担心会像2000年上栗“3·11”爆炸一样，一人只有1000元的安葬费。
“要奋斗就有牺牲”
万载县和上栗县，都是1927年秋收起义的革命老区，与毛泽东作出起义决定的浏阳市文家镇连在一起，被称为“红三角”。
作为中国花炮的故乡和最大的产地，当地人理解为经济意义上的“红三角”。当地官员在讲话中，常把花炮产业说成“红色经济”，以应对煤炭的“黑色经济”说。
红三角地带的烟花鞭炮爆炸连续两年震惊世界。但当地人要相对平静的多，颇有些处在“台风眼”的意味。
一位万载花炮商说，“要奋斗就要有牺牲。”
7天的采访，这样的话频频出现在“红三角”各个阶层人士的口中，成为“红三角”独特的发展观。
他们为这个发展观付出的生命代价是：每年伤亡数百人。
没有人敢说值得，但也没有多少人说不值得。上栗县的金山镇是个依靠花炮产业富起来的地方。
金山镇党委的张书记介绍：7万人的金山镇去年的财政税收是1200万元，其中花炮业占据了四分之三。过去的一年，他们没有拖欠过教师工资，也没有学生失学。这在贫困的江西是很少见的。
下埠镇是个依靠陶瓷富起来的地方，据该镇主管工业的副镇长说，陶瓷每年带来财政收入980万元。
金山镇张书记说，我们羡慕下埠，那样又无风险又有钱。但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不产瓷。我们只能做鞭炮。
被炸死的机会成本
爆炸带来的悲惨命运，并没有让农民们远离烟花鞭炮。
在距离东源乡不远的福田镇，一位81岁的老婆婆对我们说，她两岁多就开始插鞭炮引线，一直插到去年政府不让在家里加工才停止。她说她只看见有人做花炮赚钱的，没看见有人舍了命的，但她承认她听说过，老婆婆认为那叫“背时”。
万载县黄茅镇洪如村一彭姓村民说，把赣西人说成不怕死是“胡扯淡”。他的解释是：没办法。
33岁的彭一家4口，有田2亩，每年稻谷收1500公斤，农业税和“三提五统”要200多元，化肥农药要100多元，光靠种田，最多只能糊口。两个上小学的孩子一年学杂费800多元，如果不做鞭炮，孩子就读不了书。去花炮场打工，一般一年能挣到1000多元，家里的收支就能平衡。
彭说，“要真的知道炸死，谁还会做？毕竟饿死是不会的。我们做，是因为觉得炸死的可能性太小了。而不做，穷，是肯定的。”
东源乡一位派出所民警说他认识石岭村一张姓汉子，妻子和女儿在“3·11”事故中携手弃他而去，埋葬完亲人的第二天，他就到安源的一家小煤窑挖煤去了，因为他要还债。这位张姓农民将政府发放的安葬费、抚恤金都给了老丈人，他是借钱埋葬妻子和女儿的。
和挖煤比较：死于花炮的机会比死于煤窑小。
就在截稿之前，上栗方面又有噩耗传来：桐木乡的一间小煤窑发生瓦斯爆炸。消息称，在事故中有7人死亡，1人失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