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阳经验
发布日期：2007-11-17 信息来源： 浏览量：3281
万载县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处级干部说：“江西的经济实力远远不如江浙，我们根本就做不到壮士断腕。”不愿意从危险的边缘撤离，是否就意味着一定要遭受爆炸、事故和死亡？在退出和死亡之间，是否只有“华山一条道”？
在毗邻万载县的浏阳市，浏阳市花炮工业局局长宋福生对我说：不！
2001年8月28日，一支名为“浏阳花炮”的新股，在股市大幅震荡期间，高调入市。宋福生感叹：“在花炮惨剧不断的今天，这支股票的上市具有行业里程碑的意义，宣示着中国花炮行业健康向上发展的可能。”
2天后，浏阳市市长在自家主办的第五届国际花炮节上向欧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花炮人”解读了浏阳由贫困县、老区县、边界县“蛹变”为富裕市、先进市的崛起之道——花炮发家。
据悉，2001年，作为花炮第一大生产国的中国，向全球输送了1200万大箱的花炮，而其中的700万箱是浏阳人生产的。2001年浏阳花炮产值超过16亿元，财政税收连续9年居湖南省各县、市之首。
宋福生说，花炮不仅成了浏阳的支柱产业，还在国际上成了中国花炮的代名词。在各种国际大赛上，浏阳花炮占尽风光：摩纳哥第21届国际烟花大赛第一名；加拿大蒙特利尔音乐大赛第一名。并且在和上栗县、万载县关于“烟花故乡”无形资产争夺战中，最终从国务院拿到了“中国烟花之乡”的美誉。
花炮经济的急速发展并没有带来“必然的大事故”。2001年的伤亡数字还没有最后统计出来。2000年浏阳的花炮死伤报告是：17起事故，死8人，伤17人。
虽然浏阳也为花炮付出了代价，但相对于159亿元的产值而言，产值死亡比例是全国最低的。一位万载县的烟花鞭炮商叹气说：“和浏阳市相比，我们获得一样的产值和利税，可能要付出高达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死亡代价。”
在浏阳市的金刚镇，我们暗访了湖南飞赢出口礼炮厂。这是一个花园式样的花炮厂，老板黄文辉曾为发生万载“12·30”爆炸事件的“攀达”公司总裁赵伟平拼杀了5年。
在装药车间，我们看到一根根电线从屋檐伸进室内。事后得知，是在布置电脑监控系统。黄说，“这样我可以在办公室里监督所有工人的违规操作。”
然而，现代化的设备并不能杜绝事故的发生，而且花炮小作坊不可能有电脑，也没法被铲除。就在我们去往浏阳市的当天，该市扬花乡一小作坊轰然爆炸，2人当场毙命。爆炸地点就在派出所大门不远处，警方极为尴尬。
江西悖论:繁荣安全难以两全(7)章敬平
其实，浏阳警方查处小作坊的力度全国罕见，公安局设防爆大队，20余名队员分四个中队专司花炮小作坊的查处。
大瑶镇，全国烟花鞭炮的上游产业地、全国花炮原材料集散地一度爆炸药物交易混乱。2001年5月，一农妇轻易非法购买了报复杀夫的炸药。1个月后，浏阳市在大瑶镇，针对非法买卖爆炸药物开了一个有违司法精神的公捕大会，13人当场被捕。
然而，重典之下，悍夫不绝。
在宋福生看来，只要花炮小作坊的利润空间保持不变，小作坊就难以根除，打击力度大只能让事故隐患最大程度地减少而已。黄文辉也认为，尽管永远有缺陷，目前降低事故发生频率的突破点在质量等级标准的提升上。
欧美“他山石”
虽然浏阳也有事故，但在2001年年底于浏阳市举行的首届国际花炮安全论坛会上，国务院有关部委局的官员还是肯定了浏阳市的“花炮经济”和它在安全方面所作的努力。
据称，公安部一些有关花炮生产安全操作的规定，用的是浏阳版本。80年代后期，花炮事故促使一系列关于花炮安全的文件出笼。到1994年止，国家和行业主管部门颁发了一系列烟花爆竹安全、质量标准和管理规范。出口花炮从1989年起由原来的一般性品种调整为强制性检验品种。此后，原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以局长发布了“9号令”，对出口烟花爆竹的检验和管理工作进行了全面规范。
这些标准和规范的实施，对花炮行业的规范生产的确是善哉善哉，但伤亡并没有因此远去。江西省检验检疫局烟花爆竹检测中心桂家祥等三位专家剖析了2000年3月至2001年3月发生的四起花炮爆炸事故，结论是：人为方面的因素占50％，储存、运输方面的因素占50％。
桂家祥等人在3个月前的一篇论文中语含忧虑地说“除了取缔非法花炮生产、整治花炮厂房布局、检验产品药物安全性能、严格花炮工厂审批这些政府正在进行的工作外，还须进一步完善花炮标准体系，特别是花炮产品的危险等级分类的建立，特种礼花弹的制作标准。”
桂的言论被认为有道理。2000年年底荷兰的一个仓库发生花炮爆炸，荷兰政府最近单方面公布花炮仓库爆炸调查结果，认为此次事故是由于中国政府没有实施花炮危险类别分级而造成的，结论虽过于武断，但中国由此处于被动局面是不争的事实。
去德国等欧美国家花炮工厂多次考察的宋福生说：“它们的质量安全标准比我们高。”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意大利一家工厂的工人进厂之前，要把双手放到一个放电的仪器上，以除掉静电。中国规定工人在配药车间要穿棉织品服装，但很多小作坊做不到。
在毗邻万载县的浏阳市，浏阳市花炮工业局局长宋福生对我说：不！
2001年8月28日，一支名为“浏阳花炮”的新股，在股市大幅震荡期间，高调入市。宋福生感叹：“在花炮惨剧不断的今天，这支股票的上市具有行业里程碑的意义，宣示着中国花炮行业健康向上发展的可能。”
2天后，浏阳市市长在自家主办的第五届国际花炮节上向欧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花炮人”解读了浏阳由贫困县、老区县、边界县“蛹变”为富裕市、先进市的崛起之道——花炮发家。
据悉，2001年，作为花炮第一大生产国的中国，向全球输送了1200万大箱的花炮，而其中的700万箱是浏阳人生产的。2001年浏阳花炮产值超过16亿元，财政税收连续9年居湖南省各县、市之首。
宋福生说，花炮不仅成了浏阳的支柱产业，还在国际上成了中国花炮的代名词。在各种国际大赛上，浏阳花炮占尽风光：摩纳哥第21届国际烟花大赛第一名；加拿大蒙特利尔音乐大赛第一名。并且在和上栗县、万载县关于“烟花故乡”无形资产争夺战中，最终从国务院拿到了“中国烟花之乡”的美誉。
花炮经济的急速发展并没有带来“必然的大事故”。2001年的伤亡数字还没有最后统计出来。2000年浏阳的花炮死伤报告是：17起事故，死8人，伤17人。
虽然浏阳也为花炮付出了代价，但相对于159亿元的产值而言，产值死亡比例是全国最低的。一位万载县的烟花鞭炮商叹气说：“和浏阳市相比，我们获得一样的产值和利税，可能要付出高达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死亡代价。”
在浏阳市的金刚镇，我们暗访了湖南飞赢出口礼炮厂。这是一个花园式样的花炮厂，老板黄文辉曾为发生万载“12·30”爆炸事件的“攀达”公司总裁赵伟平拼杀了5年。
在装药车间，我们看到一根根电线从屋檐伸进室内。事后得知，是在布置电脑监控系统。黄说，“这样我可以在办公室里监督所有工人的违规操作。”
然而，现代化的设备并不能杜绝事故的发生，而且花炮小作坊不可能有电脑，也没法被铲除。就在我们去往浏阳市的当天，该市扬花乡一小作坊轰然爆炸，2人当场毙命。爆炸地点就在派出所大门不远处，警方极为尴尬。
江西悖论:繁荣安全难以两全(7)章敬平
其实，浏阳警方查处小作坊的力度全国罕见，公安局设防爆大队，20余名队员分四个中队专司花炮小作坊的查处。
大瑶镇，全国烟花鞭炮的上游产业地、全国花炮原材料集散地一度爆炸药物交易混乱。2001年5月，一农妇轻易非法购买了报复杀夫的炸药。1个月后，浏阳市在大瑶镇，针对非法买卖爆炸药物开了一个有违司法精神的公捕大会，13人当场被捕。
然而，重典之下，悍夫不绝。
在宋福生看来，只要花炮小作坊的利润空间保持不变，小作坊就难以根除，打击力度大只能让事故隐患最大程度地减少而已。黄文辉也认为，尽管永远有缺陷，目前降低事故发生频率的突破点在质量等级标准的提升上。
欧美“他山石”
虽然浏阳也有事故，但在2001年年底于浏阳市举行的首届国际花炮安全论坛会上，国务院有关部委局的官员还是肯定了浏阳市的“花炮经济”和它在安全方面所作的努力。
据称，公安部一些有关花炮生产安全操作的规定，用的是浏阳版本。80年代后期，花炮事故促使一系列关于花炮安全的文件出笼。到1994年止，国家和行业主管部门颁发了一系列烟花爆竹安全、质量标准和管理规范。出口花炮从1989年起由原来的一般性品种调整为强制性检验品种。此后，原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以局长发布了“9号令”，对出口烟花爆竹的检验和管理工作进行了全面规范。
这些标准和规范的实施，对花炮行业的规范生产的确是善哉善哉，但伤亡并没有因此远去。江西省检验检疫局烟花爆竹检测中心桂家祥等三位专家剖析了2000年3月至2001年3月发生的四起花炮爆炸事故，结论是：人为方面的因素占50％，储存、运输方面的因素占50％。
桂家祥等人在3个月前的一篇论文中语含忧虑地说“除了取缔非法花炮生产、整治花炮厂房布局、检验产品药物安全性能、严格花炮工厂审批这些政府正在进行的工作外，还须进一步完善花炮标准体系，特别是花炮产品的危险等级分类的建立，特种礼花弹的制作标准。”
桂的言论被认为有道理。2000年年底荷兰的一个仓库发生花炮爆炸，荷兰政府最近单方面公布花炮仓库爆炸调查结果，认为此次事故是由于中国政府没有实施花炮危险类别分级而造成的，结论虽过于武断，但中国由此处于被动局面是不争的事实。
去德国等欧美国家花炮工厂多次考察的宋福生说：“它们的质量安全标准比我们高。”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意大利一家工厂的工人进厂之前，要把双手放到一个放电的仪器上，以除掉静电。中国规定工人在配药车间要穿棉织品服装，但很多小作坊做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