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采萍:要空气洁净,还是要春节喜庆,专家这道选择题够狠。两位怎么回答?
周东飞:我觉得,这个问题上没有非此既彼。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对错判断题。
烟花爆竹的讨论,不是从今年才开始的。至少十几年前,很多城市就已经掀起过多轮的“禁炮”风潮。禁止的理由当中,有容易引发火灾、污染空气、伤人、浪费,等等。污染空气是其中的一条。今年的特殊之处在于,雾霾两度袭击中国,“对面不相识”的窘境已经让民众有点草木皆兵了。
李妍:一直以来,大家认为禁炮之争,就是民俗和权利之争。持禁炮论者,认为春节放鞭炮是一种恶劣的民俗,干涉了他人权利。不过,我倒是认为,春节放鞭炮由“禁”改“放”之后,近两年放烟花鞭炮的人似乎越来越少。烟花遇冷的现象,其实也说明,所谓“一种根深蒂固的民俗”,正在走向选择的理性。放还是不放,可以选择也可以放弃——— 当这样一种娱乐权,面对个体的健康权、环境权时,哪种权利应该选择后退一步,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理性的答案。
刘采萍:在办公室做了个小调查,没想到我们这么几个人,对此问题竟然分成了四种观点:坚决禁放派和反对禁放派——— 这当然都是传统意见;如今还加了个“根据天气情况有条件禁放派”和“要求把禁炮问题交全体市民投票表决派”。看来,大家在这个话题上的分歧,由于雾霾的影响,更复杂了。
周东飞:我们家是不放鞭炮的。小时候家里放鞭炮,那真的是习俗。长大了,从来没有意识到年三十夜里要放一挂鞭,甚至也不贴春联。我觉得,这是自己的选择,挺好的。但同时,我也不反对别人放鞭炮。原因很简单,他们有他们的自由。
刚才李妍说到权利,我觉得选择放鞭炮也是一种权利。几千年如此,你忽然要求人家不放了,那就必须拿出理由来说服,不是出台一个地方法规那么简单。一些地方有放孔明灯的习俗,现在城市里肯定是禁止的,因为道理一说大家都理解——— 孔明灯放到天上会变得不可控,很容易引发火灾。现在提“禁炮”同样需要过硬的理由。雾霾治理很迫切,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只要提出“禁炮”,就天然具备了无可争辩的威力。
李妍:这点上,我倒是有点流俗,鞭炮开禁之后,我每年都要放一回烟花爆竹。或许正因为如此,我才特别关注每年燃放的状况。记得才开禁那两年,到处燃放的烟花爆竹,把整个天空炸得烟尘滚滚,第二天必定见不到太阳。那时不知道烟花爆竹释放出来的是什么,现在算是明白了,原来就是PM2.5,把整个天空搞得一片灰霾。
也许是亲眼所见污染如此严重吧,此后,我们家放炮的量就越来越少了。而且我发现,燃放烟花爆竹的人越来越少。所以才说,在放鞭炮这件事上,无论你说是民俗也好,是娱乐权也罢,大家在自由的环境中,选择会逐渐趋于理性。现在,面对大面积的雾霾污染,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也会根据环境状况,理性选择。
责任——“拯救蓝天禁放爆竹”,是不是瞄错了靶子
刘采萍:因为雾霾可怕,鞭炮是不是变得更“危险”了——— 在微博上,网友为此吵得热闹。我觉得自己没法支持“为拯救蓝天而禁放”的观点,因为我不知道雾霾和放炮之间,到底有多大关系。
周东飞:燃放鞭炮会给雾霾天气雪上加霜,但是燃放鞭炮本身并不是雾霾的主要来源。燃煤排放、汽车尾气、工地扬尘等,是PM2.5的主要来源。燃放鞭炮,一个是有时令性,也就过年这几天;另一个,燃放数量也不是无限制的,趋势是越来越少。
我们对于雾霾的认识还在深化的过程中。比方说,最初大家异口同声,说你开车就是PM2.5的制造者,这也没有大错。问题是,当我们知道中国的油料含硫量标准居然是发达国家的10倍,心里可就是另一番滋味了:少开车可以,但是用劣质燃油所造的罪孽,远远大于开车时间的“贡献”,这又怎么说?
不是给自己找理由,而是说那种自以为站到道德高地上,喊一嗓子“治理雾霾”,就觉得天下的道理都在自己手里——— 这种心态和做法要不得。公共政策的制定、选择,其实都是一个说服的过程,要说服别人,最好拿出有力的数据和逻辑,而不是靠“政治正确”。眼下,最大的“政治正确”就是雾霾治理,但在这个名目下,一切都是正确的吗?
刘采萍:东飞所言甚是。大污染源清理不力,单单揪住鞭炮,好像有点挑柿子专找软的捏。再比如环境专家所说的“除夕PM2.5暴增80倍”,那么,禁放烟花爆竹,减少这80倍,就能保证2013城市蓝天白云了吗?原来说,市民取暖的锅炉导致大气污染,都强制拆除了。结果集中供暖不到位,三天两头停暖气,却换得“史上最严重雾霾”。“拆锅炉”有一套“科学决策”的解释,治雾霾又有一套“科学解释”,此科学彼科学,专家也好政策也罢,随意性是不是有点大啊?
周东飞:治理雾霾也有一个既要打苍蝇也要打老虎的问题。什么是苍蝇,鞭炮恐怕就是。不是不要打,而是说,不能看到苍蝇,就以为苍蝇是万恶之源,反倒把老虎给忘掉了。什么是老虎?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重雾霾,这恐怕是雾霾猖獗的最大祸根。在今年之前,我们偶尔也会遇到大雾或灰霾天气。可是,去年底到今年初,地球仿佛一下子调整到了“戴面纱”模式,这次雾霾距离上次雾霾才几天工夫啊。是天地突然不仁了吗?
是我们对天地不仁,天地能忍,但忍耐终有限度。到了临界点,从此雾霾成了常态,这是一件让人绝望的事情。但是,光绝望是没用的,必须拿出办法,拿出行动。这种行动不是想到什么是什么,而是要抓住关键。我说过自己不放鞭炮,也赞成倡导人们少放或不放鞭炮,但反对在没有绝对说服力的情况下滥用强制。要相信民众的素质,一旦理解了问题的严峻,他们是会成为建设力量的。
李妍:在治理雾霾这个问题上,既然是“同呼吸,共责任”,那么就不能仅是每个公民个体的责任,政府、企业都应该主动参与到这种责任共同体中来。
对企业来说,主动遵守环保规则,参与治污减排、空气清洁的公共事务,也是一种责任。对政府来说,改变粗放的经济发展格局,舍弃一部分高污染GDP,同时也要区域协调治理空气污染,推动空气立法……当然目前来看,政府的首要责任,是拿出环境污染的基础数据,这才可能有效承担下一步责任。
思考——年味或许淡了,文化民生可别轻慢
刘采萍:放鞭炮,除了牵涉紧迫的雾霾问题,还涉及一个争议,那就是:现在中国人“过年”过的这个“年味”,到底意味着什么?举个例子:现在旅游过年的人多了,去海南、去东北,甚至国外,躲开春运、躲开污染、躲开繁文缛节,“年”就是一个假期而已,鞭炮无足轻重。但对于另外一些中国人,“年”意味着辛苦到头的一点犒劳,意味着必须给家人的一点闲暇陪伴。而回家过年,传统节庆内容就剩那么一点,放鞭炮是最有象征意义的图景之一,废了,味道就更淡了。
周东飞:说现在过年越来越没“年味”了,这可能跟社会的发展有关。今天,年已经成为一个传统,似乎就是过去式的东西,停止生长,只能用来缅怀。
或许,一切都是演化着的,春节之类的传统节日到底会往哪里去,谁也说不准。现在看,“年”的休闲意味要明显大于其他价值。但越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曾经拥有的东西,就越需要珍惜。比方说,放鞭炮——— 既然大家有兴趣延续民俗,又何必找借口把它禁掉呢?鞭炮可能会加剧空气污染,可放鞭炮所带来的民俗气氛是无法购买的。天空可贵,精神的天空同样可贵。愿意放弃的,听从其选择;不愿意放弃的,也听从其选择。历史的演变、民俗的演变,用不得蛮力。
李妍:广阔的民间缺乏一种能够充分体验的、欢快健康的文化娱乐,没有原创精神,也没有民间参与。有的,只是程式化的狂欢和颂扬,这往往很难深入人们的心灵。所以,一有人倡导禁放鞭炮,很多人的反应也挺强烈,觉得不放鞭炮就失去了年味。这其实还是因为我们根本就缺乏多元的春节文化,去充实和滋润孤独的春节。
刘采萍:情感是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传统文化是不是也可以被视作国民普遍的权利?
原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三次座谈会,听取各界人士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会后他谈到一个问题:要高度重视民生,民生不仅包括物质,而且包括文化。过去说民生、说国民福利,往往更重视经济利益方面的保障和平等。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既然文化是联系我们种群的精神纽带,那就必须承认我们对此也是有平等追求的。这并不能以经济地位的差异而被抹杀。因此,保障国民“文化福利”底线上的平等,这是不是政府责任的题中之义?
周东飞:对鞭炮看不惯的人,往往拿鞭炮说事儿。比如认为火药传到欧洲,人家用来制造枪炮开疆拓土,我们却只会用来制造炮仗燃着玩儿。这种说法不是误会就是谎言。明朝反元靠的正是火器。中国后来的落伍不是没把火药用到正途,而是科学技术整体上落后了。而这种落后,是专制封闭的必然结果。
李妍:采萍刚才提到的“文化福利”,其实就是政府对老百姓精神文化需求的兜底。遗憾的是,我们的春节,更多只是个体的孤独度过,很少能享受到公共文化上的福利。
其实,我也挺好奇,为什么同样沿袭东方传统习俗,大陆人老喊没年味,却很少看到香港人说没年味呢?后来查了一下资料,原来人家春节文化的选择挺多元,或者说是“丰富”了。港味新年中,每年的花车巡游,是非常盛大的狂欢活动。香港也禁止放鞭炮,所以到过年时,会集中在维多利亚港湾两岸举行烟花汇演,这种集中而非分散的烟花表演,对环境影响相对小一些。除了大型的公共活动,还有各种民间传统穿插其中,比如花市、舞狮、看贺岁杯赛马、游园等,港府一致致力于保持和推动这类传统年俗,这都给港人的春节生活增加了色彩。
所以,春节放不放鞭炮的议题,目前来看,只能充分尊重个人选择的话,长远来说,立足老百姓的文化福利,激活创意和创新,增加多元选择,恐怕也是政府下一步需深入考虑的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大家可能就不会在“放不放鞭炮”这个问题上如此纠结了吧。
取舍——环保与传统两难间,唯有共识于理性和自省
刘采萍:只有自由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克制的必要。在雾霾与鞭炮的争论上,我们在“放”与“不放”之间拥有更自由的表达和更富弹性的选择,可能有助于培育起对彼此、对社会的责任共识。那些不像是过年,倒像是炫富、斗狠一样的“疯狂的炮仗”,才会逐渐失去围观和市场,传统才会重回温暖人性的本来意义。但是,个体可以在自省与自觉之下取舍,作为一种公共政策选择,理性的路径在哪里呢?有人提出:把这类问题交给市民去投票解决,二位同意吗?
周东飞:我觉得,提出这样一个议题没有错。禁或者不禁,可以讨论辩论嘛。投票,也要在充分讨论、相互说服的基础上。但如果真的没有证据表明“禁放鞭炮对治理雾霾有很大帮助”,那么生生去投票是莫名其妙的。
刘采萍: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不是厘清和公开雾霾与花炮之间的联系,保证讨论有一个对话基础?
周东飞:政府做好服务和引导就是了。就像开车一样,少开车肯定有好处,但是你能要求谁不准再开车吗?
其实,在很多问题上,我们需要深入认识和讨论。比方说,我们现在都觉得少开车有助于治理雾霾。可是,今天看到一个资料,说在这个笼统的汽车尾气数据中,卡车的贡献率其实占了78%,包括公交车、小汽车等在内的乘用车的贡献率是22%。所以,数据研究要透彻,不是为了找借口,而是为了逼近真相。
李妍:每个人可以运用言论权,去主张、游说、警示,表达自己的观点,争取自己的权利。放在烟花是否禁放这个事情上,你可以在网上发起倡议或投票,甚至可以在小区、社区里做少放、禁放的宣传,这都算是一种局部的民主。但这种权利的主张,我认为只能够停留在倡议和表达阶段,在没有确切数据之前,也必须尊重另一部分人放鞭炮的权利。
周东飞:环境专家建议,政府可以通过发布“燃放指数”来引导市民,我觉得挺好的。在没有过硬证据的情况下,鼓励和引导民众少放、不放,这未尝不可。服务和信息提供到位,要相信民众的素质。
刘采萍:起源于“庭燎”的放鞭炮贺春节,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传统,因寓意吉祥喜庆,又被称作“平安爆竹”。然而两千年后,生态、生产、社会,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到底能不能带来“平安”,又如何与变迁协调,很多人左右为难。但无论怎样,这个问题所涉及的,是公民私生活与公共利益对接的问题。在这方面,政府要特别约束权力的越界冲动与“一刀切”的简单逻辑,广泛的信息公开、意愿征集,以及开放和论证交流,都极为重要,否则一时厉害权衡,长远却顾此失彼。